第161章 番外十大海
中原民族的特性注定它不是一个肆意扩张的民族。
本朝也不例外,自疆域稳定下来之后,国策转攻为守,再也没有开国之初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,取而代之的是老成稳重的守成之君,久而久之,国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,连边疆将领都得是进士出身才更让人来得信服。
这次绍兴之乱引起的震动很大,但后续讨论应对策略却并不顺利,朝中普遍的主流声音都认为勘合贸易实属毫无必要,既不能给朝廷带来多么大的利润,还会引来倭寇入侵骚扰,还不如将勘合贸易直接停掉,彻底关闭□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,这才是万事太平,一劳永逸之策。
然而这样的声音虽然占了大多数,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的。
其中之一,便是以唐泛等人为首的主战派。
唐泛认为,堂堂天、朝,虽不好战,可也不应怯战,要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,说白了,如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,哪里还有当缩头乌龟的道理?
再者大明周围有如属国安南,附庸朝鲜等,若是遇事则退,这些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大明?大明国威又何在?
太、祖收复汉家河山,永乐天子迁都北京,天子守国门,这才过了多久,大明当年横扫千军,将蒙元赶回草原的气魄呢?
现在关闭国门,固然可以图一时安逸,但万一将来倭寇之祸弥烈,难道还要一直龟缩不出么?就算不为眼下计较,也该为百年后代子孙着想罢?要知道宋时海上贸易遍及各国,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,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远胜宋代,但雄心胆魄反倒远远不及了?难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统治,将我中原子民的胆子也给打小了?
这番话虽然慷慨激昂,但反对的人并不在少数。
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,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,又认为□□物产丰饶,何必走海上险路,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?
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,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: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,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,甚至有人觉得,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,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。
还有,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,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,要是打输了,那才是大大的丢脸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,直接关闭国门,像太、祖皇帝规定的那样:片板不许下海,这才是万全之策,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。
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,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,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,因为一打仗,兵部可以从中渔利,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,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。
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。
首先,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,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,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。国虽大,好战必亡,但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
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,恰恰相反,是别人打上门了,掳我百姓,劫我钱财,若不再自卫反击,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,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,国门一旦关闭,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,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,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,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,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?
其次,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,反倒应该更为开放,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,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
太、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,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,要知道在那之后,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,官方贸易并未停止,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,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。
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,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,谋取利润,正因为海禁,这些民间的盈利,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,这才是巨大的损失。堵不如疏,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,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,将其合理化,让其缴纳税赋,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。
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。
有许多人反对他,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。
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,太常寺少卿李东阳,侍讲学士谢迁等。
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,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,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。
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,都认为守不如攻,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,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,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,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,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。
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,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,但他们无一例外,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,如无意外,在几年之后,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,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。
两方争议异常激烈,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,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,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,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,怎么打,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,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。
直到弘治四年末,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,又一次席卷而来,登岸劫掠,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:命汪直提督宁波,组建水师。
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,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,尤其是重大决定。
假如他身边的人与他一样保守谨慎,那这个朝廷就是一个谨慎的朝廷,它能够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务,却无法像开国之初那样锐意进取。
这也是正常的,因为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,如果没有外力因素,只会这样一路保守下去,直至灭亡。
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。
唐泛他们自然并不知道,弘治三年,距离大明不止万里之遥的另外一端,一个叫迪亚士的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非洲好望角。
而一块被称为欧罗巴的大陆,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骑兵曾经到过的地方,正将一场被后世称为“文艺复兴”的浪潮席卷那一整块大陆。
与那块大陆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国,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做准备。
这些事情,大明一无所知。
即使是唐泛,也并不知道他所据理力争的事情,将为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。
汪直终于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一天。
从大同回来之后,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。
对于宦官来说,他的成绩也许很辉煌,但汪直并不满足,他天生就喜欢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战场上的感觉,而老天似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,大同几年的驻守,对鞑靼用兵的胜利,足以说明这一切。
但这种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,当时的朝廷见好就收,不愿意将鞑靼彻底掐灭,为免别人说自己骄横跋扈,有了功劳就谁也不放在眼里,加上唐泛对自己的一番劝说,汪直不得不跟着班师回朝,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前线。
唐泛当时曾劝他要将目光放远一点,不要光盯着草原一块,大明同样还有辽阔的海域,同样不平静的西南。
说这番话的时候,也许连唐泛自己都没有料到,这番纯粹是出于安慰的话,将会在未来变为现实。
汪直平生最崇拜的人便是三宝太监。
如今能够让他去做像三宝太监一样的事情,如何能让他不激动?
而对朝廷来说,他也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。
朝中依旧有不少反对的声音,天子下这个结论,虽说得到了唐泛等人的支持,却也同样遭遇到不少反对,包括内阁首辅刘健等,只不过反对声大或小罢了,在唐泛的运作和努力下,内阁的反对声并不是非常坚定,朝廷最终同意组建水师,小规模地打一场针对倭寇的战役,前提是经费要严格限制,不能超过预算。
这种情况下,不管是派文臣还是武将去,都很容易遭到弹劾。
但汪直就没有这样的顾虑。
首先他是宦官,原本的短处在这里却成了优势。国朝宦官掌兵早有先例。
其次汪直也有战功在身,谁也不能忽略他在大同时取得的战绩。
在当今天子还是太子的时候,汪直就已经暗中投向他那一边,并且为太子登基做了不少努力,如今终于到了收割成果的时候。像弘治帝那样的人,别人对他好一分,他只会加倍对别人好十分,所以当汪直主动请缨的时候,皇帝毫不犹豫就答应了,甚至还从内库里额外拨出一些钱,表明自己支持的态度和立场。
汪直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他踌躇满志,为自己即将能够建立的功业而满怀激情。
不过前方,依旧困难重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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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朝也不例外,自疆域稳定下来之后,国策转攻为守,再也没有开国之初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,取而代之的是老成稳重的守成之君,久而久之,国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,连边疆将领都得是进士出身才更让人来得信服。
这次绍兴之乱引起的震动很大,但后续讨论应对策略却并不顺利,朝中普遍的主流声音都认为勘合贸易实属毫无必要,既不能给朝廷带来多么大的利润,还会引来倭寇入侵骚扰,还不如将勘合贸易直接停掉,彻底关闭□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,这才是万事太平,一劳永逸之策。
然而这样的声音虽然占了大多数,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的。
其中之一,便是以唐泛等人为首的主战派。
唐泛认为,堂堂天、朝,虽不好战,可也不应怯战,要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,说白了,如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,哪里还有当缩头乌龟的道理?
再者大明周围有如属国安南,附庸朝鲜等,若是遇事则退,这些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大明?大明国威又何在?
太、祖收复汉家河山,永乐天子迁都北京,天子守国门,这才过了多久,大明当年横扫千军,将蒙元赶回草原的气魄呢?
现在关闭国门,固然可以图一时安逸,但万一将来倭寇之祸弥烈,难道还要一直龟缩不出么?就算不为眼下计较,也该为百年后代子孙着想罢?要知道宋时海上贸易遍及各国,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,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远胜宋代,但雄心胆魄反倒远远不及了?难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统治,将我中原子民的胆子也给打小了?
这番话虽然慷慨激昂,但反对的人并不在少数。
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,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,又认为□□物产丰饶,何必走海上险路,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?
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,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: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,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,甚至有人觉得,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,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。
还有,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,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,要是打输了,那才是大大的丢脸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,直接关闭国门,像太、祖皇帝规定的那样:片板不许下海,这才是万全之策,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。
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,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,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,因为一打仗,兵部可以从中渔利,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,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。
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。
首先,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,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,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。国虽大,好战必亡,但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
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,恰恰相反,是别人打上门了,掳我百姓,劫我钱财,若不再自卫反击,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,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,国门一旦关闭,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,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,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,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,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?
其次,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,反倒应该更为开放,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,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
太、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,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,要知道在那之后,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,官方贸易并未停止,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,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。
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,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,谋取利润,正因为海禁,这些民间的盈利,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,这才是巨大的损失。堵不如疏,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,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,将其合理化,让其缴纳税赋,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。
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。
有许多人反对他,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。
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,太常寺少卿李东阳,侍讲学士谢迁等。
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,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,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。
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,都认为守不如攻,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,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,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,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,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。
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,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,但他们无一例外,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,如无意外,在几年之后,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,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。
两方争议异常激烈,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,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,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,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,怎么打,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,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。
直到弘治四年末,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,又一次席卷而来,登岸劫掠,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:命汪直提督宁波,组建水师。
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,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,尤其是重大决定。
假如他身边的人与他一样保守谨慎,那这个朝廷就是一个谨慎的朝廷,它能够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务,却无法像开国之初那样锐意进取。
这也是正常的,因为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,如果没有外力因素,只会这样一路保守下去,直至灭亡。
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。
唐泛他们自然并不知道,弘治三年,距离大明不止万里之遥的另外一端,一个叫迪亚士的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非洲好望角。
而一块被称为欧罗巴的大陆,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骑兵曾经到过的地方,正将一场被后世称为“文艺复兴”的浪潮席卷那一整块大陆。
与那块大陆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国,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做准备。
这些事情,大明一无所知。
即使是唐泛,也并不知道他所据理力争的事情,将为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。
汪直终于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一天。
从大同回来之后,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。
对于宦官来说,他的成绩也许很辉煌,但汪直并不满足,他天生就喜欢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战场上的感觉,而老天似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,大同几年的驻守,对鞑靼用兵的胜利,足以说明这一切。
但这种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,当时的朝廷见好就收,不愿意将鞑靼彻底掐灭,为免别人说自己骄横跋扈,有了功劳就谁也不放在眼里,加上唐泛对自己的一番劝说,汪直不得不跟着班师回朝,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前线。
唐泛当时曾劝他要将目光放远一点,不要光盯着草原一块,大明同样还有辽阔的海域,同样不平静的西南。
说这番话的时候,也许连唐泛自己都没有料到,这番纯粹是出于安慰的话,将会在未来变为现实。
汪直平生最崇拜的人便是三宝太监。
如今能够让他去做像三宝太监一样的事情,如何能让他不激动?
而对朝廷来说,他也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。
朝中依旧有不少反对的声音,天子下这个结论,虽说得到了唐泛等人的支持,却也同样遭遇到不少反对,包括内阁首辅刘健等,只不过反对声大或小罢了,在唐泛的运作和努力下,内阁的反对声并不是非常坚定,朝廷最终同意组建水师,小规模地打一场针对倭寇的战役,前提是经费要严格限制,不能超过预算。
这种情况下,不管是派文臣还是武将去,都很容易遭到弹劾。
但汪直就没有这样的顾虑。
首先他是宦官,原本的短处在这里却成了优势。国朝宦官掌兵早有先例。
其次汪直也有战功在身,谁也不能忽略他在大同时取得的战绩。
在当今天子还是太子的时候,汪直就已经暗中投向他那一边,并且为太子登基做了不少努力,如今终于到了收割成果的时候。像弘治帝那样的人,别人对他好一分,他只会加倍对别人好十分,所以当汪直主动请缨的时候,皇帝毫不犹豫就答应了,甚至还从内库里额外拨出一些钱,表明自己支持的态度和立场。
汪直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他踌躇满志,为自己即将能够建立的功业而满怀激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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