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42章 :浅谈晁错的削藩论
尤金光问: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?”
恐有德说:“你还记得汉景帝的削藩论吗?也就是晁错的必死局:削藩策只是诱因,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
景帝前三年春正月(公元前154年),汉景帝刘启派遣中尉张嘉,召御史大夫晁错入宫议事。如今正值战时,吴、楚七国因削藩策俱反,前方战事吃紧,皇帝经常召见自己的老师晁错共商对策,这也是常有的事。
晁错奉诏后不敢怠慢,一丝不苟的换上朝服,随中尉上了马车,往未央宫而行。但令晁错意外的是,马车在经过长安东市时,中尉陈嘉忽然勒令停车,并在晁错错愕之下,拿出另一道诏书,数落晁错“亡臣子礼,大逆不道”的罪过,令腰斩弃市。
随车的卫兵立刻将晁错拿下,当即于东市行刑,这个与贾谊齐名的一代名士,就此惨遭刀斧,命丧黄泉。而且他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,第一个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。
对于晁错的死,事后不仅汉景帝懊悔,历代的文人墨客也无不惋惜嗟叹。但不论汉景帝如何“喟然长息”,也并不能丝毫改变晁错的必死困局。
表面上看起来晁错死于削藩,可实际上身为汉初“新法家”的旗帜人物,晁错的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。
这咱们不得不说这个晁错与法家。
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邵,在其著作《人物志·流业》中道:建法立制,强国富人,是谓法家,如管仲、商鞅即是也。
“建法立制”是法家的标志,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“依法治国”,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,而在人治基础上实行有限的“法治”。
法家思想兴起于战国初年,李悝变魏法可视之为发端,而商鞅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,最终在韩非子手中才集大成。
秦国之所以能“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”,法家居功至伟。“厉行农战”、“严明法度”、“尊君抑臣”是当时法家在秦帝国践行的施政方针,也可以称之为法家的主要思想内核。
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,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。新生的汉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上,一致的认为秦因苛法败亡。
政论家陆贾在与汉高祖争论如何治理天下时,曾道:“乡使秦已并天下,行仁义,法先圣,陛下安得而有之?”
汉之所以得天下,正是秦严刑峻法,百姓不堪其苦,才有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,天下响应,为后来刘邦,建立汉朝,创造了条件。
在《新语》中,陆贾进一步阐述:“李斯治法于内,事逾烦天下逾乱,法逾滋而天下逾炽,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”直接将法家指认为秦亡的元凶。
因而汉初的治国之策中没有丁点法家的影子,提倡“无为而有为”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。
就像《淮南子》所说的那样:治之所以为本者,仁义也;所以为末者,法度也。
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,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,想治理好天下,就要行仁义。
那么又如何行仁义呢?
那便是“天以无为,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”。
秦末汉初,经过连年大战,户口十不存一,不仅人口锐减,田园荒芜,经济也异常衰败。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,“重赋敛,繁徭役,严刑罚”。
所以汉初倡导无为,与民休养,轻徭薄税,不折腾老百姓,鼓励人口繁衍,开垦荒田,恢复经济。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: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,黎民得离战国之苦,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,故惠帝垂拱,高后女主称制,政不出房户,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,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。
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,而行黄老之术,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。但同时,因为人口滋生,经济恢复,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,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功臣揽权,豪强兼并,匈奴侵扰,以及诸侯王势大,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。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先秦法家没有市场,可无“法”则中央权威不振,皇权不专,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,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,杂糅儒法、兼蓄阴阳,更注重“仁政”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,并接连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提出了,他们改革的主张,希望收权威于上,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。
文景时期的改革
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,我们都知道,之所以有此大治,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“无为而治”的结果。
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,从文帝开始,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,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“无为”。
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,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,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。
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,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,集体拥立的。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,遍任朝中要职,彼此盘根错节,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。
在文帝继位之初,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,替他出谋划策。贾谊在礼仪制度、功臣诸侯王、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“多为”的改革建议,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。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,建议列侯,离开长安,回到封地的过程中,被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,惨遭贬谪。
功臣集团们,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,拥有田宅、经济特权,汉初国家又奉行“黄老之术”,对经济政策又不多做干预,军功之人在地方则为豪强,在中央则为三公九卿,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
贾谊提出的“改正朔、法制度”本就是为了皇权集中,从根本上触及现有的统治秩序,引起功臣不满,这才有了文帝被迫下罪己诏,并贬斥贾谊的故事。
文帝继位前期,正是君弱臣强,很难对朝局有所改变,只能依靠黄老之术维持君权、诸侯王、功臣集团三股势力的微妙平衡。
可是等文帝中后期以后,在文帝刻意打压下,功臣集团有所收敛,才开始有限度的改革弊政,不过这时贾谊已死,而晁错恰逢其时出现在文帝的视野内。
晁错“学申、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”,是个地道的法家人物,但又从伏生治《尚书》,又接受了儒家的影响。
面对隐藏在汉王朝“休养生息”繁荣局面下的内忧外患,文帝十一年,也就是(公元前169年),晁错深切时弊,连上三道奏疏《言兵事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、《募民实塞疏》,阐发了他的守边备塞、劝农力本的军事经济思想。
除了主动出击匈奴暂不能力行外,其他建议如数被文帝嘉奖听从。这也开启了,汉初政治从“无为”变“有为”的先河。
文帝十五年,晁错被推举为贤良,作《贤良对策》,在此策论中,晁错详细阐述了“所为天下兴利除害,变法易故”的改革思想。
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:一、政治上皇权集中,列侯就国,选贤举能;二、经济上劝农务本,轻徭薄赋;三、军事上择良将,训士卒。
文帝非常欣赏晁错的主张,但还是那句话,政治环境决定政治决策。功臣集团,和诸侯王势力,是汉初舞台上,不可能绕开的话题。虽然景帝在打压周勃为首的功臣后,皇权得到空前的扩展,可两次诸侯王的叛乱,又让文帝不得不倚重功臣集团的力量,这种政治平衡的态势短时间难以打破,触及根本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。
故晁错才向文帝建言:削诸侯事、以及变更法令诸多改革,作书凡三十篇,可这些文帝不能尽听,晁错的改革意图一直被雪藏,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情况才发生改变。
景帝为太子时,晁错曾任太子家令,为太子家总管,他的改革建议深受太子认可,甚至被太子呼为“智囊”。等景帝登基为帝,晁错也立刻被任命为内史为九卿之一。
景帝即位,以错为内史。错数请间言事,辄听,幸倾九卿,法令多所更定。——《汉书爰盎晁错传》
因为有了景帝的支持,晁错开始变更法令,推行改革。早在文帝时,晁错已经引起众大臣不满,此时凡有晁错所奏,景帝全然照准,此等信任恩宠,三公九卿无人能比,这让本就趋于衰落的功臣集团越发感到切身利益受损,开始抱团攻击晁错。
晁错之死:文帝朝开始,在文帝的打压下,功臣集团身居三公九卿高位的比例,已经从开国时的百分百,降低到半数,虽然功臣集团呈衰落趋势,可至关紧要的丞相一职,还始终牢牢把持在功臣列侯手中。
硕果仅存的老臣申屠嘉在文帝末年被拜为丞相,主持朝政。景帝继位后,面对晁错显贵,推行新法,申屠嘉便寻着晁错违礼的错处,想要一举诛杀。但在景帝提前得知详情后,并不认为晁错违制,免去处罚。申屠嘉因而气得得病,不久病死。
申屠嘉死后,同属功臣集团的庄青翟拜相,而晁错也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,权势更盛。
于是借此时机,晁错“更令三十章”全力推行改革,并开始拿占有大汉土地之半的诸侯王开刀。
诸侯王享有自主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权力,“自为法令,拟于天子”,可谓是汉王朝的心腹大患。
文帝时仅仅借机分淮南国为三,分齐国为七,但富庶的吴、楚两国,却等闲动不得。
景帝前三年也就是(公元前154年),晁错大权在握,公卿、列侯、宗室畏惧其势力,没有人敢弗逆的。朝廷内无人掣肘,晁错率先向吴发难,建议景帝削掉吴国土地,并道: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,反迟,祸大。
景帝听从了晁错建议,下诏削掉吴会稽、豫章两郡。其他诸如楚国被削掉东海郡,赵国被削掉常山郡;胶西国削去六县。
削藩诏一下,立刻引起各诸侯王惶恐,早就有反心的吴国,立刻联络胶西、胶东、菑川、济南、楚、赵六国,共同起兵,打着“诛晁错”的幌子,反抗汉廷。
而晁错当时,则高估了景帝的改革决心,听闻七国反叛,声势浩大,景帝六神无主。当皇权遭到直接的威胁时,皇帝的冷酷薄情便开始展现出来。
原本摄于晁错权势的功臣集团,再次抱团谋划趁机诛除晁错。
曾任吴国相的袁盎被功臣集团推出,引荐给景帝。袁盎熟悉吴国情形,向景帝夸下海口,只要皇帝斩杀晁错,恢复七国故地,“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”。
错误预估形势的景帝,立即动摇了削藩的信念,萌生了向七国妥协的想法:顾诚何如?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。
在任命袁盎为太常,秘密出使七国游说各王后,打算抛弃晁错的景帝,又暂时陷入了犹豫当中。
然而功臣集团,却又再接再厉,由丞相武强侯庄青翟、中尉复阳侯陈嘉、廷尉张欧为首,上疏景帝弹劾晁错,要求斩杀晁错。百官之首的丞相和掌管禁军的尉官,文武两系的压力,让景帝没有再犹豫下去,当即批示:“可。”
晁错被腰斩的命运由此而被定下。
恐有德说:所以纵观晁错被杀前后,你会发现,晁错之死削藩只是诱因,从根本上讲,却是晁错在朝中厉行改革触动了功臣集团利益,才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群起围攻。而作为改革唯一后盾的汉景帝,又没有坚定推行改革的意志,在面临困境时只顾维护个人利益,抛弃了晁错,这才使得晁错在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,惨遭横死,而他的“变法易故”也随之宣告失败。
不过,晁错的死还是有些作用的,至少让景帝明白妥协根本没有用,于是坚定了以武力平叛的决心,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被平定,这让大汉王朝借机大大削弱了诸侯王势力,渐收诸侯国权柄于中央,开启了彻底解决,诸侯封国问题的契机,但这一切又都于晁错无关了.…
要知道后事如何,请看下集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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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有德说:“你还记得汉景帝的削藩论吗?也就是晁错的必死局:削藩策只是诱因,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
景帝前三年春正月(公元前154年),汉景帝刘启派遣中尉张嘉,召御史大夫晁错入宫议事。如今正值战时,吴、楚七国因削藩策俱反,前方战事吃紧,皇帝经常召见自己的老师晁错共商对策,这也是常有的事。
晁错奉诏后不敢怠慢,一丝不苟的换上朝服,随中尉上了马车,往未央宫而行。但令晁错意外的是,马车在经过长安东市时,中尉陈嘉忽然勒令停车,并在晁错错愕之下,拿出另一道诏书,数落晁错“亡臣子礼,大逆不道”的罪过,令腰斩弃市。
随车的卫兵立刻将晁错拿下,当即于东市行刑,这个与贾谊齐名的一代名士,就此惨遭刀斧,命丧黄泉。而且他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,第一个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。
对于晁错的死,事后不仅汉景帝懊悔,历代的文人墨客也无不惋惜嗟叹。但不论汉景帝如何“喟然长息”,也并不能丝毫改变晁错的必死困局。
表面上看起来晁错死于削藩,可实际上身为汉初“新法家”的旗帜人物,晁错的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。
这咱们不得不说这个晁错与法家。
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邵,在其著作《人物志·流业》中道:建法立制,强国富人,是谓法家,如管仲、商鞅即是也。
“建法立制”是法家的标志,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“依法治国”,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,而在人治基础上实行有限的“法治”。
法家思想兴起于战国初年,李悝变魏法可视之为发端,而商鞅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,最终在韩非子手中才集大成。
秦国之所以能“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”,法家居功至伟。“厉行农战”、“严明法度”、“尊君抑臣”是当时法家在秦帝国践行的施政方针,也可以称之为法家的主要思想内核。
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,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。新生的汉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上,一致的认为秦因苛法败亡。
政论家陆贾在与汉高祖争论如何治理天下时,曾道:“乡使秦已并天下,行仁义,法先圣,陛下安得而有之?”
汉之所以得天下,正是秦严刑峻法,百姓不堪其苦,才有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,天下响应,为后来刘邦,建立汉朝,创造了条件。
在《新语》中,陆贾进一步阐述:“李斯治法于内,事逾烦天下逾乱,法逾滋而天下逾炽,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”直接将法家指认为秦亡的元凶。
因而汉初的治国之策中没有丁点法家的影子,提倡“无为而有为”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。
就像《淮南子》所说的那样:治之所以为本者,仁义也;所以为末者,法度也。
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,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,想治理好天下,就要行仁义。
那么又如何行仁义呢?
那便是“天以无为,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”。
秦末汉初,经过连年大战,户口十不存一,不仅人口锐减,田园荒芜,经济也异常衰败。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,“重赋敛,繁徭役,严刑罚”。
所以汉初倡导无为,与民休养,轻徭薄税,不折腾老百姓,鼓励人口繁衍,开垦荒田,恢复经济。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: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,黎民得离战国之苦,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,故惠帝垂拱,高后女主称制,政不出房户,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,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。
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,而行黄老之术,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。但同时,因为人口滋生,经济恢复,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,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功臣揽权,豪强兼并,匈奴侵扰,以及诸侯王势大,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。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先秦法家没有市场,可无“法”则中央权威不振,皇权不专,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,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,杂糅儒法、兼蓄阴阳,更注重“仁政”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,并接连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提出了,他们改革的主张,希望收权威于上,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。
文景时期的改革
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,我们都知道,之所以有此大治,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“无为而治”的结果。
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,从文帝开始,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,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“无为”。
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,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,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。
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,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,集体拥立的。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,遍任朝中要职,彼此盘根错节,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。
在文帝继位之初,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,替他出谋划策。贾谊在礼仪制度、功臣诸侯王、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“多为”的改革建议,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。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,建议列侯,离开长安,回到封地的过程中,被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,惨遭贬谪。
功臣集团们,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,拥有田宅、经济特权,汉初国家又奉行“黄老之术”,对经济政策又不多做干预,军功之人在地方则为豪强,在中央则为三公九卿,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
贾谊提出的“改正朔、法制度”本就是为了皇权集中,从根本上触及现有的统治秩序,引起功臣不满,这才有了文帝被迫下罪己诏,并贬斥贾谊的故事。
文帝继位前期,正是君弱臣强,很难对朝局有所改变,只能依靠黄老之术维持君权、诸侯王、功臣集团三股势力的微妙平衡。
可是等文帝中后期以后,在文帝刻意打压下,功臣集团有所收敛,才开始有限度的改革弊政,不过这时贾谊已死,而晁错恰逢其时出现在文帝的视野内。
晁错“学申、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”,是个地道的法家人物,但又从伏生治《尚书》,又接受了儒家的影响。
面对隐藏在汉王朝“休养生息”繁荣局面下的内忧外患,文帝十一年,也就是(公元前169年),晁错深切时弊,连上三道奏疏《言兵事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、《募民实塞疏》,阐发了他的守边备塞、劝农力本的军事经济思想。
除了主动出击匈奴暂不能力行外,其他建议如数被文帝嘉奖听从。这也开启了,汉初政治从“无为”变“有为”的先河。
文帝十五年,晁错被推举为贤良,作《贤良对策》,在此策论中,晁错详细阐述了“所为天下兴利除害,变法易故”的改革思想。
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:一、政治上皇权集中,列侯就国,选贤举能;二、经济上劝农务本,轻徭薄赋;三、军事上择良将,训士卒。
文帝非常欣赏晁错的主张,但还是那句话,政治环境决定政治决策。功臣集团,和诸侯王势力,是汉初舞台上,不可能绕开的话题。虽然景帝在打压周勃为首的功臣后,皇权得到空前的扩展,可两次诸侯王的叛乱,又让文帝不得不倚重功臣集团的力量,这种政治平衡的态势短时间难以打破,触及根本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。
故晁错才向文帝建言:削诸侯事、以及变更法令诸多改革,作书凡三十篇,可这些文帝不能尽听,晁错的改革意图一直被雪藏,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情况才发生改变。
景帝为太子时,晁错曾任太子家令,为太子家总管,他的改革建议深受太子认可,甚至被太子呼为“智囊”。等景帝登基为帝,晁错也立刻被任命为内史为九卿之一。
景帝即位,以错为内史。错数请间言事,辄听,幸倾九卿,法令多所更定。——《汉书爰盎晁错传》
因为有了景帝的支持,晁错开始变更法令,推行改革。早在文帝时,晁错已经引起众大臣不满,此时凡有晁错所奏,景帝全然照准,此等信任恩宠,三公九卿无人能比,这让本就趋于衰落的功臣集团越发感到切身利益受损,开始抱团攻击晁错。
晁错之死:文帝朝开始,在文帝的打压下,功臣集团身居三公九卿高位的比例,已经从开国时的百分百,降低到半数,虽然功臣集团呈衰落趋势,可至关紧要的丞相一职,还始终牢牢把持在功臣列侯手中。
硕果仅存的老臣申屠嘉在文帝末年被拜为丞相,主持朝政。景帝继位后,面对晁错显贵,推行新法,申屠嘉便寻着晁错违礼的错处,想要一举诛杀。但在景帝提前得知详情后,并不认为晁错违制,免去处罚。申屠嘉因而气得得病,不久病死。
申屠嘉死后,同属功臣集团的庄青翟拜相,而晁错也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,权势更盛。
于是借此时机,晁错“更令三十章”全力推行改革,并开始拿占有大汉土地之半的诸侯王开刀。
诸侯王享有自主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权力,“自为法令,拟于天子”,可谓是汉王朝的心腹大患。
文帝时仅仅借机分淮南国为三,分齐国为七,但富庶的吴、楚两国,却等闲动不得。
景帝前三年也就是(公元前154年),晁错大权在握,公卿、列侯、宗室畏惧其势力,没有人敢弗逆的。朝廷内无人掣肘,晁错率先向吴发难,建议景帝削掉吴国土地,并道: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,反迟,祸大。
景帝听从了晁错建议,下诏削掉吴会稽、豫章两郡。其他诸如楚国被削掉东海郡,赵国被削掉常山郡;胶西国削去六县。
削藩诏一下,立刻引起各诸侯王惶恐,早就有反心的吴国,立刻联络胶西、胶东、菑川、济南、楚、赵六国,共同起兵,打着“诛晁错”的幌子,反抗汉廷。
而晁错当时,则高估了景帝的改革决心,听闻七国反叛,声势浩大,景帝六神无主。当皇权遭到直接的威胁时,皇帝的冷酷薄情便开始展现出来。
原本摄于晁错权势的功臣集团,再次抱团谋划趁机诛除晁错。
曾任吴国相的袁盎被功臣集团推出,引荐给景帝。袁盎熟悉吴国情形,向景帝夸下海口,只要皇帝斩杀晁错,恢复七国故地,“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”。
错误预估形势的景帝,立即动摇了削藩的信念,萌生了向七国妥协的想法:顾诚何如?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。
在任命袁盎为太常,秘密出使七国游说各王后,打算抛弃晁错的景帝,又暂时陷入了犹豫当中。
然而功臣集团,却又再接再厉,由丞相武强侯庄青翟、中尉复阳侯陈嘉、廷尉张欧为首,上疏景帝弹劾晁错,要求斩杀晁错。百官之首的丞相和掌管禁军的尉官,文武两系的压力,让景帝没有再犹豫下去,当即批示:“可。”
晁错被腰斩的命运由此而被定下。
恐有德说:所以纵观晁错被杀前后,你会发现,晁错之死削藩只是诱因,从根本上讲,却是晁错在朝中厉行改革触动了功臣集团利益,才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群起围攻。而作为改革唯一后盾的汉景帝,又没有坚定推行改革的意志,在面临困境时只顾维护个人利益,抛弃了晁错,这才使得晁错在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,惨遭横死,而他的“变法易故”也随之宣告失败。
不过,晁错的死还是有些作用的,至少让景帝明白妥协根本没有用,于是坚定了以武力平叛的决心,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被平定,这让大汉王朝借机大大削弱了诸侯王势力,渐收诸侯国权柄于中央,开启了彻底解决,诸侯封国问题的契机,但这一切又都于晁错无关了.…
要知道后事如何,请看下集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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