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四章 我想有个家
“吴刚送房子给你,怎么不送给我呢?没有爱人固然痛苦,不过你还有房子,还有爱你的弟弟和儿子,可我什么都没有。”这时一直在旁边偷听女同学讲话的陈大建忍不住唉声叹气。
“你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?说出来大家听听,也许大家能够帮你呢!”同学们忍不住劝他。
陈大建沉思片刻,陷入痛苦的回忆:
小时候,我家里很穷。兄弟俩个,只有三间草房。弟弟比我小三岁,我高中毕业的时候,他正好初中毕业。我们同时回到老家务农。
九月份学校开学,老洪在杨庄小学代课的时候,我在杨庄初中,教初三[1]班数学。
初三学生分成两个极端:一类想考高中,学习特别认真;一类混毕业证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有些十四、五岁的同学甚至偷偷谈恋爱。
当时班上有个名叫邓美丽的学生,成绩特差;不过她喜欢打扮,每天涂口红,抹胭脂,有时头上还戴花。因为经常留级,十八岁了才上初三。她成天疯疯颠颠,与男生搞打说笑。我不是班主任,也不大管她。
后来有一天,我在批改作业时,邓美丽的作业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张纸条:
亲爱的陈老师:
您好!自从您到我们校任教,我便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您,如今已到了忍无可忍俗不可耐的地步。您是我的老师,可是只比我大两岁。英俊少年哪个不善钟情?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?得成比目何辞死,愿作鸳鸯不羨仙!您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,没有您,我就无法生存。。。。。。
我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意思。我将纸条撕碎扔进纸篓,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。
邓美丽见我没有反应,以为我默认了。以后不管中午或者晚上,她总是到我宿舍请教难题!学生请教,我不能不讲给她听。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连连点头,鬼知道她有没有听得进去。
跟我同宿舍的还有一位数学老师名叫宋兵,也是代课老师,进校八年了,至今没有转正。他只会教初一、初二数学,初三的不会,他自己讲的。那时每乡每年只能转一、二名教师,我来后对他是个威胁:如果学校教师超编,别说转正,代课教师的位置都保不住。
宋老师可能误会,以为我跟邓美丽真有什么恋情。每次她来向我请教难题,他总是借故离开。其实我没有任何想法,根本不希望宋老师离开。他走后,我一直将宿舍门开着,直到邓美丽离开。
可是风言风语还是传开了,说我以辅导学生为名,调戏猥亵女同学!有人甚至说某月某日,邓美丽一夜没有回家。
校长找我谈话,我自然大呼冤枉!校长叫我先回去,等下学期邓美丽毕业以后再请我来代课,毕竟人言可畏。我是代课老师,校长任何时候都可以叫我回家。后来别说下学期,下下学期校里也不会通知我了!就在那一年,宋兵转正成了正式教师。
回家以后,我和弟弟将农田全部改种胡桑、银杏。胡桑养蚕,银杏树长大卖钱。九五年的时候,我们将三间破草房改建成四间大瓦房:一明间,一厨房,父母一个房间,我和弟弟一个房间。
这一年,我已三十岁了,弟弟二十七。因为家庭条件差,很少有人为我们介绍对象。
建房以后,有人介绍我招赘到邻村一户人家;父母、弟弟立即拍手赞成。
这户人家户主姓吴,大家都叫他老吴。女儿名叫吴梅芳,今年二十八岁。她模样长得不错,因为高不成低不就,至今也没有成家。
我们这里有个风俗:男子娶人要花钱,六千、八千不等。男方入赘也要花钱,不过比娶人要少一些。经过讨价还价,最后确定我出五千块钱,吴梅芳与我领证结婚;同时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出,到新家迁入!
建房之后,我身上只剩下两千块钱,弟弟二话不说,到银行取了三千块钱给我!
当年年底,我与吴梅芳喜结良缘。人生快乐之极,莫过于此也!不表。
春节之后,吴梅芳劝我出去打工。因为老吴有哮喘病,常年卧病在床。她只会种田,也挣不到钱。这个家没钱不行!
听她说得有理,几天后我带上三百块钱,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来到上海!
到上海干什么呢?原来李学明同学在那里卖菜,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!去年他叫我去时正好家里养蚕,没去。现在我已有了新家,老家的桑田、房子都给了弟弟,今年去没事。
李学明在上海民星路菜市场租了一个滩位,每月交二百八十元管理费。他每天三点多钟到杨树浦批发市场买菜,然后驮到民星路菜市场卖。他租了人家一个楼梯间住宿,一个月要给四百元房租!
既来之则安之,当天我与李学明同睡。第二天刚过三点,李学明便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。他有两辆自行车,正好一人一辆。我睡眼惺松地爬起来,脸也没洗便跟他走。路上行人稀少,路灯惨淡。两个人大约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批发市场。市场很大,各种疏菜应有尽有:大蒜、青菜、土豆、芋头。。。。。。李学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,这个买十斤,那个买八斤。。。。。最后装了三麻袋。他让我驮一只麻袋,他驮两只。他说我没来的时候,他一人驮三只麻袋,大约二百多斤!
往回走的时候,天已经亮了,公路上车水马龙,行人众多。李学明将自行车蹬得飞快,行人和其它自行车都被他拋到后面!过马路的时候,不管是红灯绿灯,他一概视而不见!交警大声叫嚷,他也充耳不闻!我因为地形不熟怕掉队,也跟着他横冲直撞!
到了市场,李学明将各种疏菜在摊位上放好,然后到门口买了四个馒头,我们俩边吃边卖,自然免不了与顾客讨价还价。
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九点,除了土豆和芋头,其它疏菜都卖完了。李学明说他今天赚了一百一十块钱,他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,一边数钱一边大笑!
以后几天李学明一直叫我同去,他的意思我学会后再单独干,市场上还有几个摊位没租出去。他说卖菜虽然辛苦,可是收入比工厂高,又不必看领导脸色。我一听连连称是!
不知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早上,我和李学明从批发市场往回赶时,李学明由南向北撞红灯,一辆由东向西的卡车将他撞个正着!李学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,卡车前轮正好压在他的脸上!
交警与120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。李学明被送到长海医院。其实撞车当时他便停止呼吸了,医院里自然无能为力!
后来不知事情如何处理的,只记得李学明爱人成洁到医院抚尸痛哭,我也陪她流了不少眼泪。成洁与李学明生有一子,今年已三岁,现在又怀孕了,李学明不肯打胎,坚决要生二胎。
成洁到我们宿舍整理李学明遗物时,保险箱里除了几千块钱,还有一封信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保单,成洁打开信,只见上面写道:
“洁,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这份保单是我给自己买的,生存受益人是我,身故受益人是你,我如果出意外死了,你拿到这笔钱,请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。你可以重新嫁人。如果有来世,希望我们还是夫妻。
记得在老家的时候,窗外疏梅筛月影,依稀掩映,吾与汝并肩携手,低低切切,何事不语?何情不诉?”
汝腹中之物,吾疑其女也,女必像汝,吾心甚慰。或又是男,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,则吾死后尚有二学明在也”。
其实后两句是林觉民在《与妻书》中写的,李学明在此引用,他虽然不能跟那个冲击总督衙门的烈士相比,不过对老婆的感情却是一样的。
成洁看完信放声大哭,发誓以后决不会嫁人!
几天后我从十六铺坐船到南通,再坐中巴车回家,到家时天还没亮。我大声敲门,没人应声。我想门又没锁,从里面关上,家里一定有人!我一脚将门踹开,进房间拉亮电灯,只见邻居王有理与吴梅芳呆若木鸡地坐在床上,看见我好象不认识似的!
我从来不会与人吵架,说了声“你继续”之后,又轻轻将门带上,垂头丧气地来到父母家里。
父母听我讲明事情经过,一点都没感到惊讶。其实他们早就知道吴梅芳外面有人,只是没有告诉我罢了!妈妈说眼不见为净,洗洗为干净!
“不行!是可忍孰不可忍?我要回家!”我说。
“回家?你说得轻俏!你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,而且给了人家五千块钱,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!”弟弟不知何时从房里钻了出来,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。
“陈老师,您好!您不爱我,您的弟弟爱我!我们在一起十多天了!”不是冤家不聚头!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。
我啼笑皆非,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,五千块钱没了,户口也迁了;弟弟有了女朋友,不要我回来了!
夜里睡在父母房里,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
“从前有位妇女,请了两个木匠干活,张三发现妇女擀面时将唾沫掉在面粉里,中午无论如何都不吃面;李四发现妇女在污水沟里淘米,因此不吃饭。两个人一个光吃饭,一个光吃面,一个说饭好吃,一个说面好吃。晚上回家时,张三告诉李四面里面有唾沫,李四告诉张三饭里面有污水,结果第二天两个人都不去了。如果看不见,谁知道面和饭不干净呢?”
“问题是张三、李四看见了,自然不可能再吃!我看不见也不生气!”我说。
“我知道你心里难过,可现在人心不古,到哪里去找三从四德的人啊!你不想去就离婚吧,不过五千块钱扔水里了。”父亲叹口气说。
我越想越气,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!我找到法律服务所,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,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!
工作人员十分热情,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,并且仔细做了记录。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。
我哪有五百块钱?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,我到中学向宋兵借了五百块钱,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。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。
在父母家呆了十天,什么消息都没有。我到服务所询问。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,吴梅芳不到场,他们也没办法。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。如果给钱,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!
“算了,我不找你们了。我自己上诉,五百块钱还给我吧!”
“还钱?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!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?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,我们律师喝西北风?”
“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,心也太黑了吧?”我说。
“五百块钱还是少的!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!你给我一万,我保证帮你要回五千块钱!”所长胸有成竹地说!
“花一万要回五千,你当我有病啊?”我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。我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,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。
李学明死后,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,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。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,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。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,然后象李学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。这时候,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!
目睹李学明惨死,我一直慢慢骑车,遇到红灯立即下车。别人一天挣一百,我挣五十、六十。除去摊位费、房租、开销,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。到年底,大约挣了五千块钱。
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,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。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。吴梅芳一言不发,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,只见上面写着:
申请离婚,经审查符合【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,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】,准予登记,发给此证。
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,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。所长收了她一千块钱,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,就算是协议离婚了。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,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。至于五千块钱,人家陪我睡了一个多月,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。
从此,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,我的户口还在吴梅芳村里。我找大队书记要宅基地,哪怕搭个草棚住住。书记说他成天动员村民拆迁,嘴巴说干了都没人听!你现在还想要地建房?没门!
我问小区房怎么卖,书记说小区房不卖!如果拆迁安置的话,可以面积换面积!你一个平方没有,我拿什么给你?
书记说得有理,我竟无言以对!除了去上海卖菜,如皋已没有我的安身之地!
二十年之前,每月挣两千块钱,那简直是天文数字,因为万元户很少。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,利润还是那么多,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!在上海近二十年,虽然吃了不少苦,可还是没有什么积蓄。
有一年父亲催我回家过年,因为没挣到钱,死要面子的我不肯回家。听说我过年不肯回去,父亲黯然神伤地说:“在外面过年要小心一点,记得多穿衣,晚上不要玩得太晚,没钱就向家里要,别太省了,有时间记得经常打电话回家,别总是几个月没消息。。。。。。”后来他汇了一千块钱给我。
这就是我的父亲,他没有才高八斗,没有腰缠万贯;更没有权高位重,可他却用最平凡的真情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,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,他含蓄的感情让我在浮沉的红尘中找到一丝丝温暖。我为有这们的父亲而骄傲。
去年初,父亲得了肺癌,妈妈脑血管阻塞,弟弟看了不少钱。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,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。听他说得有理,我将仅有的三万块钱都给他了!
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,我迟早要回农村。父母在猪圈里放了一块门板,我回来便睡在那里。侄子小时候很喜欢我,如今十八岁了,看见我就叫我滚!他说我的户口在吴梅芳村里,应该到她那里去!吴梅芳现在招了别人,与老王又藕断丝连,我去干什么呢?我心里暗暗发誓:父母在,我回来,父母百年之后,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!万古到头归一死,醉乡葬地有高原。
那段时间,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好几个人,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。我总是担心,怕父母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。每当我打工归来,一进门都要大声喊叫,直到听到父母的回音,我心中才感到石头落地。
有一次回家很晚,父母都不在家里,我急忙跑到猪圈、厕所里寻找,都不见他们的踪影。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不由得大哭起来。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,问我为什么哭。我含糊其辞,不敢说出我的担忧。母亲理解我的意思,她对我说:“孩子,放心吧,阎王爷不叫,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画面: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,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,一个面容憔悴、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,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,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。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,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,她高高地举起拳头,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:“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,即使吃这里的沙土,我们也要活下去。”
老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,女人、母亲、土地、生命,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。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,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,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保证。
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,我看到许多人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,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,一群孩子围着队里的饲养员学狗叫。那豆饼本来是用来喂猪的,饲养员说,谁学得最像,豆饼就赏给谁。我当时只有六岁,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学狗叫,而且学得很像,饲养员便将一块鸡蛋大的豆饼塞进我的嘴里。
因为豆饼太大,我吃也不是吐也不是。这情景被父亲看在眼里,他立即上前给我一个嘴巴,将那块豆饼从我的口中打飞,同时打飞的还有我那刚出的门牙。父母以为牙齿还会再长,也没有帮我治疗。后来我嘴里少一颗牙齿,其它牙齿向中间靠。我本来眉清目秀一表人材,可牙齿东倒西歪还少一颗,跟人说话都不敢笑。后来我去口腔医院治疗,医生见了都摇头叹气。华佗无奈牙齿何,怪不得离婚后找不到老婆。
这些都是后话,当时父亲批评我说:“嘴巴就是一个过道。无论是山珍海味,还是草根树皮,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,何必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呢?人应该有骨气!”他的话让我觉得做人要有尊严。人,不能像狗一样活着。
去年底父亲去世,今年初妈妈也去世了,弟弟将猪圈拆掉,摆明了不让我住。上海菜市场面临拆迁,我现在无家可归,不知道何去何从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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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?说出来大家听听,也许大家能够帮你呢!”同学们忍不住劝他。
陈大建沉思片刻,陷入痛苦的回忆:
小时候,我家里很穷。兄弟俩个,只有三间草房。弟弟比我小三岁,我高中毕业的时候,他正好初中毕业。我们同时回到老家务农。
九月份学校开学,老洪在杨庄小学代课的时候,我在杨庄初中,教初三[1]班数学。
初三学生分成两个极端:一类想考高中,学习特别认真;一类混毕业证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有些十四、五岁的同学甚至偷偷谈恋爱。
当时班上有个名叫邓美丽的学生,成绩特差;不过她喜欢打扮,每天涂口红,抹胭脂,有时头上还戴花。因为经常留级,十八岁了才上初三。她成天疯疯颠颠,与男生搞打说笑。我不是班主任,也不大管她。
后来有一天,我在批改作业时,邓美丽的作业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张纸条:
亲爱的陈老师:
您好!自从您到我们校任教,我便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您,如今已到了忍无可忍俗不可耐的地步。您是我的老师,可是只比我大两岁。英俊少年哪个不善钟情?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?得成比目何辞死,愿作鸳鸯不羨仙!您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,没有您,我就无法生存。。。。。。
我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意思。我将纸条撕碎扔进纸篓,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。
邓美丽见我没有反应,以为我默认了。以后不管中午或者晚上,她总是到我宿舍请教难题!学生请教,我不能不讲给她听。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连连点头,鬼知道她有没有听得进去。
跟我同宿舍的还有一位数学老师名叫宋兵,也是代课老师,进校八年了,至今没有转正。他只会教初一、初二数学,初三的不会,他自己讲的。那时每乡每年只能转一、二名教师,我来后对他是个威胁:如果学校教师超编,别说转正,代课教师的位置都保不住。
宋老师可能误会,以为我跟邓美丽真有什么恋情。每次她来向我请教难题,他总是借故离开。其实我没有任何想法,根本不希望宋老师离开。他走后,我一直将宿舍门开着,直到邓美丽离开。
可是风言风语还是传开了,说我以辅导学生为名,调戏猥亵女同学!有人甚至说某月某日,邓美丽一夜没有回家。
校长找我谈话,我自然大呼冤枉!校长叫我先回去,等下学期邓美丽毕业以后再请我来代课,毕竟人言可畏。我是代课老师,校长任何时候都可以叫我回家。后来别说下学期,下下学期校里也不会通知我了!就在那一年,宋兵转正成了正式教师。
回家以后,我和弟弟将农田全部改种胡桑、银杏。胡桑养蚕,银杏树长大卖钱。九五年的时候,我们将三间破草房改建成四间大瓦房:一明间,一厨房,父母一个房间,我和弟弟一个房间。
这一年,我已三十岁了,弟弟二十七。因为家庭条件差,很少有人为我们介绍对象。
建房以后,有人介绍我招赘到邻村一户人家;父母、弟弟立即拍手赞成。
这户人家户主姓吴,大家都叫他老吴。女儿名叫吴梅芳,今年二十八岁。她模样长得不错,因为高不成低不就,至今也没有成家。
我们这里有个风俗:男子娶人要花钱,六千、八千不等。男方入赘也要花钱,不过比娶人要少一些。经过讨价还价,最后确定我出五千块钱,吴梅芳与我领证结婚;同时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出,到新家迁入!
建房之后,我身上只剩下两千块钱,弟弟二话不说,到银行取了三千块钱给我!
当年年底,我与吴梅芳喜结良缘。人生快乐之极,莫过于此也!不表。
春节之后,吴梅芳劝我出去打工。因为老吴有哮喘病,常年卧病在床。她只会种田,也挣不到钱。这个家没钱不行!
听她说得有理,几天后我带上三百块钱,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来到上海!
到上海干什么呢?原来李学明同学在那里卖菜,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!去年他叫我去时正好家里养蚕,没去。现在我已有了新家,老家的桑田、房子都给了弟弟,今年去没事。
李学明在上海民星路菜市场租了一个滩位,每月交二百八十元管理费。他每天三点多钟到杨树浦批发市场买菜,然后驮到民星路菜市场卖。他租了人家一个楼梯间住宿,一个月要给四百元房租!
既来之则安之,当天我与李学明同睡。第二天刚过三点,李学明便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。他有两辆自行车,正好一人一辆。我睡眼惺松地爬起来,脸也没洗便跟他走。路上行人稀少,路灯惨淡。两个人大约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批发市场。市场很大,各种疏菜应有尽有:大蒜、青菜、土豆、芋头。。。。。。李学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,这个买十斤,那个买八斤。。。。。最后装了三麻袋。他让我驮一只麻袋,他驮两只。他说我没来的时候,他一人驮三只麻袋,大约二百多斤!
往回走的时候,天已经亮了,公路上车水马龙,行人众多。李学明将自行车蹬得飞快,行人和其它自行车都被他拋到后面!过马路的时候,不管是红灯绿灯,他一概视而不见!交警大声叫嚷,他也充耳不闻!我因为地形不熟怕掉队,也跟着他横冲直撞!
到了市场,李学明将各种疏菜在摊位上放好,然后到门口买了四个馒头,我们俩边吃边卖,自然免不了与顾客讨价还价。
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九点,除了土豆和芋头,其它疏菜都卖完了。李学明说他今天赚了一百一十块钱,他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,一边数钱一边大笑!
以后几天李学明一直叫我同去,他的意思我学会后再单独干,市场上还有几个摊位没租出去。他说卖菜虽然辛苦,可是收入比工厂高,又不必看领导脸色。我一听连连称是!
不知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早上,我和李学明从批发市场往回赶时,李学明由南向北撞红灯,一辆由东向西的卡车将他撞个正着!李学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,卡车前轮正好压在他的脸上!
交警与120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。李学明被送到长海医院。其实撞车当时他便停止呼吸了,医院里自然无能为力!
后来不知事情如何处理的,只记得李学明爱人成洁到医院抚尸痛哭,我也陪她流了不少眼泪。成洁与李学明生有一子,今年已三岁,现在又怀孕了,李学明不肯打胎,坚决要生二胎。
成洁到我们宿舍整理李学明遗物时,保险箱里除了几千块钱,还有一封信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保单,成洁打开信,只见上面写道:
“洁,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这份保单是我给自己买的,生存受益人是我,身故受益人是你,我如果出意外死了,你拿到这笔钱,请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。你可以重新嫁人。如果有来世,希望我们还是夫妻。
记得在老家的时候,窗外疏梅筛月影,依稀掩映,吾与汝并肩携手,低低切切,何事不语?何情不诉?”
汝腹中之物,吾疑其女也,女必像汝,吾心甚慰。或又是男,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,则吾死后尚有二学明在也”。
其实后两句是林觉民在《与妻书》中写的,李学明在此引用,他虽然不能跟那个冲击总督衙门的烈士相比,不过对老婆的感情却是一样的。
成洁看完信放声大哭,发誓以后决不会嫁人!
几天后我从十六铺坐船到南通,再坐中巴车回家,到家时天还没亮。我大声敲门,没人应声。我想门又没锁,从里面关上,家里一定有人!我一脚将门踹开,进房间拉亮电灯,只见邻居王有理与吴梅芳呆若木鸡地坐在床上,看见我好象不认识似的!
我从来不会与人吵架,说了声“你继续”之后,又轻轻将门带上,垂头丧气地来到父母家里。
父母听我讲明事情经过,一点都没感到惊讶。其实他们早就知道吴梅芳外面有人,只是没有告诉我罢了!妈妈说眼不见为净,洗洗为干净!
“不行!是可忍孰不可忍?我要回家!”我说。
“回家?你说得轻俏!你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,而且给了人家五千块钱,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!”弟弟不知何时从房里钻了出来,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。
“陈老师,您好!您不爱我,您的弟弟爱我!我们在一起十多天了!”不是冤家不聚头!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。
我啼笑皆非,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,五千块钱没了,户口也迁了;弟弟有了女朋友,不要我回来了!
夜里睡在父母房里,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
“从前有位妇女,请了两个木匠干活,张三发现妇女擀面时将唾沫掉在面粉里,中午无论如何都不吃面;李四发现妇女在污水沟里淘米,因此不吃饭。两个人一个光吃饭,一个光吃面,一个说饭好吃,一个说面好吃。晚上回家时,张三告诉李四面里面有唾沫,李四告诉张三饭里面有污水,结果第二天两个人都不去了。如果看不见,谁知道面和饭不干净呢?”
“问题是张三、李四看见了,自然不可能再吃!我看不见也不生气!”我说。
“我知道你心里难过,可现在人心不古,到哪里去找三从四德的人啊!你不想去就离婚吧,不过五千块钱扔水里了。”父亲叹口气说。
我越想越气,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!我找到法律服务所,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,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!
工作人员十分热情,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,并且仔细做了记录。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。
我哪有五百块钱?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,我到中学向宋兵借了五百块钱,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。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。
在父母家呆了十天,什么消息都没有。我到服务所询问。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,吴梅芳不到场,他们也没办法。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。如果给钱,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!
“算了,我不找你们了。我自己上诉,五百块钱还给我吧!”
“还钱?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!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?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,我们律师喝西北风?”
“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,心也太黑了吧?”我说。
“五百块钱还是少的!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!你给我一万,我保证帮你要回五千块钱!”所长胸有成竹地说!
“花一万要回五千,你当我有病啊?”我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。我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,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。
李学明死后,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,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。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,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。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,然后象李学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。这时候,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!
目睹李学明惨死,我一直慢慢骑车,遇到红灯立即下车。别人一天挣一百,我挣五十、六十。除去摊位费、房租、开销,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。到年底,大约挣了五千块钱。
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,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。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。吴梅芳一言不发,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,只见上面写着:
申请离婚,经审查符合【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,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】,准予登记,发给此证。
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,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。所长收了她一千块钱,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,就算是协议离婚了。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,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。至于五千块钱,人家陪我睡了一个多月,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。
从此,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,我的户口还在吴梅芳村里。我找大队书记要宅基地,哪怕搭个草棚住住。书记说他成天动员村民拆迁,嘴巴说干了都没人听!你现在还想要地建房?没门!
我问小区房怎么卖,书记说小区房不卖!如果拆迁安置的话,可以面积换面积!你一个平方没有,我拿什么给你?
书记说得有理,我竟无言以对!除了去上海卖菜,如皋已没有我的安身之地!
二十年之前,每月挣两千块钱,那简直是天文数字,因为万元户很少。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,利润还是那么多,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!在上海近二十年,虽然吃了不少苦,可还是没有什么积蓄。
有一年父亲催我回家过年,因为没挣到钱,死要面子的我不肯回家。听说我过年不肯回去,父亲黯然神伤地说:“在外面过年要小心一点,记得多穿衣,晚上不要玩得太晚,没钱就向家里要,别太省了,有时间记得经常打电话回家,别总是几个月没消息。。。。。。”后来他汇了一千块钱给我。
这就是我的父亲,他没有才高八斗,没有腰缠万贯;更没有权高位重,可他却用最平凡的真情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,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,他含蓄的感情让我在浮沉的红尘中找到一丝丝温暖。我为有这们的父亲而骄傲。
去年初,父亲得了肺癌,妈妈脑血管阻塞,弟弟看了不少钱。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,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。听他说得有理,我将仅有的三万块钱都给他了!
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,我迟早要回农村。父母在猪圈里放了一块门板,我回来便睡在那里。侄子小时候很喜欢我,如今十八岁了,看见我就叫我滚!他说我的户口在吴梅芳村里,应该到她那里去!吴梅芳现在招了别人,与老王又藕断丝连,我去干什么呢?我心里暗暗发誓:父母在,我回来,父母百年之后,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!万古到头归一死,醉乡葬地有高原。
那段时间,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好几个人,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。我总是担心,怕父母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。每当我打工归来,一进门都要大声喊叫,直到听到父母的回音,我心中才感到石头落地。
有一次回家很晚,父母都不在家里,我急忙跑到猪圈、厕所里寻找,都不见他们的踪影。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不由得大哭起来。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,问我为什么哭。我含糊其辞,不敢说出我的担忧。母亲理解我的意思,她对我说:“孩子,放心吧,阎王爷不叫,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画面: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,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,一个面容憔悴、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,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,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。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,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,她高高地举起拳头,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:“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,即使吃这里的沙土,我们也要活下去。”
老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,女人、母亲、土地、生命,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。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,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,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保证。
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,我看到许多人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,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,一群孩子围着队里的饲养员学狗叫。那豆饼本来是用来喂猪的,饲养员说,谁学得最像,豆饼就赏给谁。我当时只有六岁,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学狗叫,而且学得很像,饲养员便将一块鸡蛋大的豆饼塞进我的嘴里。
因为豆饼太大,我吃也不是吐也不是。这情景被父亲看在眼里,他立即上前给我一个嘴巴,将那块豆饼从我的口中打飞,同时打飞的还有我那刚出的门牙。父母以为牙齿还会再长,也没有帮我治疗。后来我嘴里少一颗牙齿,其它牙齿向中间靠。我本来眉清目秀一表人材,可牙齿东倒西歪还少一颗,跟人说话都不敢笑。后来我去口腔医院治疗,医生见了都摇头叹气。华佗无奈牙齿何,怪不得离婚后找不到老婆。
这些都是后话,当时父亲批评我说:“嘴巴就是一个过道。无论是山珍海味,还是草根树皮,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,何必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呢?人应该有骨气!”他的话让我觉得做人要有尊严。人,不能像狗一样活着。
去年底父亲去世,今年初妈妈也去世了,弟弟将猪圈拆掉,摆明了不让我住。上海菜市场面临拆迁,我现在无家可归,不知道何去何从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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